作者：DanielBarabander，VariantFund投資合伙人；編譯：AIMan@金色財經

Crypto最大的機遇之一是顛覆我所說的“沙漏市場”——價值必須從一個信任層轉移到另一個信任層，但只能通過中介機構的狹窄瓶頸來實現。

雖然這類市場可以在任何地方形成，但它們在跨境交易中尤其常見，因為政治主權阻礙了各國將其國內信任層合并為單一的全球信任層。

由此可見，擴展支付規模的默認方式是將來自分散信任層的信任堆疊并匯集到同一個中心化信任層。但當事情發展到跨境時，我們面臨著一個根本性的協調問題，這使得堆疊和匯集變得不可行。沒有一個“中央”銀行來結算跨境支付，因為沒有哪個國家會信任另一個國家來運營一家全球中央銀行；每個國家都維護著自己的政治和經濟主權（尤其是因為每個主權發行國都是其本國貨幣的真實來源）。我們的結算問題再次被提出。

Crypto呢？Crypto通過創建一個不受任何人控制的賬本，構建一個所有參與者都認可其有效性的共享信任層，從而解決了結算問題。Blockchain上的Tokens就像一種數字不記名資產：誰控制了密鑰，誰就被認定為所有者。這使得持有和轉移價值的途徑更加民主化，因為我們無需信任資產的發送者即可完成交易結算。因此，參與者可以點對點地轉移資產。

這就是穩定幣在跨境支付領域擁有如此高產品市場契合度的真正原因。通過實現美元的點對點轉賬，Crypto讓參與者能夠繞過這個沙漏型市場的瓶頸，從而大大提高跨境支付的效率。

雖然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就像“Crypto入門”，但這種框架讓我們得以放大視角，看到跨境交易中沙漏市場的自然形成，甚至是不可避免的。這是因為政治主權原則始終存在協調問題，阻礙了不同國家融合各自脫節的信任層。無論我們在哪里看到這種模式，Crypto都能繞過不可避免的瓶頸，打破這種模式。

股票是跨境沙漏市場的另一個例子。公開上市公司股票的所有權與我們的銀行體系非常相似。在美國，我們通過經紀人和托管人來積累和傳遞信任，然后再將信任傳遞到名為DTCC的中央證券存管機構（CSD）。歐洲也遵循類似的模式，信任最終會傳遞到其自己的清算機構，例如比利時的歐洲清算銀行（Euroclear）和盧森堡的明訊銀行（Clearstream）。但正如不存在全球央行一樣，全球性的CSD也不可行。取而代之的是，這些市場通過少數大型中介機構，使用跨越信任層的成本高昂的雙邊協議來連接，形成一個沙漏市場。其結果是，可以預見的是，跨境股票交易仍然緩慢、昂貴且不透明。同樣，我們可以利用Crypto來實現所有權的民主化，繞過瓶頸，讓參與者無論身處何地，都能直接擁有這些證券。超越跨境

一旦你知道如何尋找，沙漏市場隨處可見。事實上，即使在跨境支付領域，也可以說存在兩個沙漏市場：我在本文中關注的那個——跨境資金流動——以及貨幣兌換。出于類似的原因，外匯市場也呈現出沙漏狀，一小部分全球交易銀行——通過密集的雙邊貿易協定網絡連接起來，并擁有CLS等結算系統的特權——處于各國貨幣脫節的瓶頸之中。像OpenFX這樣的項目現在正在使用Crypto來繞過這一瓶頸。

雖然跨境交易是識別沙漏型市場的最簡單方法，但這些市場并非特定于地理位置。只要具備合適的條件，它們就能在任何具備條件的地方出現。以下兩個市場尤為突出：

具有跨層效用的資產。沙漏市場需要具有跨層效用的資產；否則，參與者沒有理由轉移它們，也不會形成瓶頸。例如，Kindle書店和Apple書店可以看作是脫節的信任網絡——兩者都為數字圖書許可發行IOU，但都沒有動力使其IOU與對方的網絡兼容。由于Kindle書對Apple來說沒有效用，因此沒有理由進行跨層轉移。沒有這種效用，就不會出現中介機構來促進流動，也不會形成沙漏市場。相比之下，具有廣泛或普遍效用的資產（例如貨幣或投機工具）更有可能形成。

監管碎片化。我們可以將跨境瓶頸描述為不同監管制度造成的信任層碎片化，同樣的效果也可能出現在單一司法管轄區內。例如，在國內證券市場，現金通常通過實時全額結算系統（RTGS）結算，而證券則通過中央托管機構（CSD）結算。這導致通過經紀人、托管人和其他中介機構進行協調的成本高昂——據國際清算銀行估計，這種國內機制每年給銀行在交易處理方面造成170億至240億美元的損失。

在撰寫本文的過程中，我聽到了一系列其他潛在的沙漏市場，包括銀團貸款、商品期貨、碳交易等等。即使在Crypto領域，也存在許多類似的市場，例如法幣到Crypto的通道、Blockchain之間的某些橋接（例如，包裝的BTC），以及不同法幣支持的穩定幣之間的互操作性。能夠發現這些沙漏市場的構建者將最有能力利用Crypto的原理，超越那些植根于雙邊協議的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