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正要律師

近幾年，涉Crypto類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案發數量在設Crypto類刑事案件中增長明顯，甚至在整個網絡犯罪中的數量也較為突出。尤其是自2021年9月國家十部委聯合發布《關于進一步防范和處置Crypto交易炒作風險的通知》（以下簡稱“9.24通知”）后，境內司法機關對于發行Crypto融資（即*I*C*O）的刑事打擊進一步加大，很多發行Crypto融資的項目方在宣傳推廣時大都采用“拉人頭返利”的模式，很容易和我國刑法上的傳銷犯罪構成要件契合。再加上一些地方的司法機關對于打擊涉幣傳銷案搞“創收”熱情極高，這些因素共同導致涉幣傳銷案件的數量上的“小躍進”。

作為web3刑辯律師，筆者注意到，很多司法機關在辦理涉幣傳銷案中的粗糙程度令人咋舌，比如最為重要的涉案金額的確定。

但是我國并不承認USDT與法幣具有等同性，我國現行對于Crypto的監管口徑中，最多是把Crypto作為虛擬商品對待。

對于涉幣類的傳銷案件中，嫌疑人/被告人即使存在傳銷犯罪中“騙取他人財物”的目的，也都是騙取他人的Crypto，簡單理解就是通過發行無價值的空氣幣騙取他人的主流Crypto。但是這種犯罪模式中，該如何計算涉案金額（法幣）呢？

目前的司法實務中，有以下幾種做法：

一是通過涉案Crypto處置變現金額來認定涉案金額。但是這種做法的弊端是一些案件中司法機關扣押的Crypto并非完全是涉案的Crypto，比如嫌疑人/被告人通過自有合法資金炒幣時，購買的Crypto或獲利的Crypto經常會被公安機關一股腦全部扣押了，公安的邏輯也很簡單：你說是某部分是合法持有的Crypto，那么請拿出證據來。這其實是把刑事案件中控方承擔的舉證義務錯誤地倒置給了嫌疑人一方，嫌疑人基于在刑事案件中的實際地位，基本上是沒有能力和條件再去證明被扣押的某部分Crypto的合法性；

二是通過司法鑒定意見或價格評估報告來認定涉案金額。第三方鑒定/評估機構出具的意見加持著某種“專業性光環”，實務中簡直就是被司法機關直接拿來作為證據使用。但是在Crypto類案件中，鑒定、評估機構有個無法跨越的禁區就是：我們目前不允許任何機構為Crypto交易提供價格認定服務（即定價服務），這個禁止并沒有任何的例外情況。筆者代理的某案中，鑒定機構直接將USDT等同于美元，將涉案的USDT的數量乘以7.3（美元兌人民幣的匯率），直接就認定涉案金額多少錢，操作之勇猛令人印象深刻；

三是按照Crypto市場價格認定涉案金額。有案例直接以涉案Crypto在主流交易所的市場交易價格來認定涉案金額，這種做法已經不是是否合理的問題了，而是直接屬于*非*法活動了。理由：“9.24通知”中規定“境外外Crypto交易所通過互聯網向我國境內居民提供服務屬于非*法*金*融*活動”，那么司法機關根本就是不允許訪問境外的Crypto交易所，更不能使用上面顯示的Crypto交易價格作為定案依據；

四是根據涉案Crypto的購買價格作為涉案金額。在涉幣傳銷犯罪中，普通投資人都是通過使用人民幣購買USDT等主流幣，再用USDT兌換其他Crypto。前述幾種涉案金額認定中，著手點都是以投資人購買的USDT的金額作為涉案金額（如處置變現實際上是將涉案的Crypto都兌換為USDT后再進行處置變現、鑒定或評估也是直接以USDT與美元的1:1關系作為定價依據、Crypto市場價也是以USDT為參照依據），很少有司法機關關注涉幣類案件的源頭問題，即當事人究竟使用多少人民幣參與了涉案項目？

筆者認為，計算涉案金額最為合理的方案就是要證明傳銷參與人為參與傳銷項目投資的人民幣是多少。其實嚴格來說只要當事人完成了由人民幣——Crypto的兌換動作，那么原則上他就已經完成了Crypto的投資行為。根據“9.24通知”的規定，我國對于Crypto投資行為，若違背公序良俗（實務中只要投資Crypto就被司法機關認定為違背了公序良俗），該投資行為不受法律保護。此時，當事人再拿著此種Crypto兌換為彼種Crypto完全就脫離了中國法律的射程。民事法律不保護，刑事法律更不應該過問。畢竟就算號稱自己為“穩定幣”的USDT也沒有任何的國家主權背書，泰達公司完全有可能明天就突然倒閉，如此一來，估計沒有人還會再認可USDT的價值了。

即使司法機關認可USDT具有實際價值（可以對應表達為USDT屬于刑法上的財物），那也應該以當事人投入人民幣的數額來認定涉案金額，而不是倒過來將涉案的Crypto反推出多少人民幣作為涉案金額。三、結語

雖然以Bitcoin為代表的Crypto，問世已逾十五年，足夠呱呱墜地的嬰兒成為少年/少女。但這晨光對于天然滯后的司法活動來說，宛如一瞬。所以，目前絕大多數的司法機關工作人員并不了解Crypto。同時以我們國家對于Crypto的強監管政策來說，內地封閉的幣圈環境也確實很難吸引一般的受眾進來。這就進一步導致司法機關對于Crypto屬性的認識更容易停留在表層，而忽視其實質。